| 思考：对金融危机下若干问题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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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1-05 16:46:50 发布人：中国总会计师网 新闻来源：《中国总会计师》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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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抓住未来一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认真将国家的调控政策落实到位，积蓄力量，在制度创新方面引导世界潮流，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当前，美国房价下跌引发次贷危机进而演变成全球金融风暴，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可以预见的是，危机的影响会非常严重且将持续。最近，国务院及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农村及民生问题提到议事议程，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将有助于稳定经济。
理清对金融危机及我国经济调控中若干问题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有效地执行经济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一、危机蔓延源自规则失误
美国金融危机的明显起始点是2007年，但从其政府到业界的主流声音是问题可控，影响程度有限。直到2008年5月7日，在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举办的“2008中国首席财务官论坛”上，美国前财长约翰·斯诺在发表演讲时还说，危机很快就会过去，他开出好转的确切时间表是三个月，希望中国的投资者坚定信心投资美国。未料危机愈演愈烈并蔓延全球，10月23日，他和格林斯潘出现在美国众议院的听证会上接受质询。
其实，在很长的时间内，部分理智的经济学家从未停止过对金融衍生品的质疑：巴菲特等投资大鳄对此敬而远之；1997年，美国商品交易委员会主任博恩女士主持整顿，要求规范金融衍生品监管，遭到格林斯潘的警告，说她的所作所为会引起一场金融危机，结果不到一年，博恩走人。时至今日，金融衍生品终于酿成大祸。在我国，舆论普遍指责中投公司等进行的大笔对美投资损失惨重。不仅国内，国际知名公司淡马锡也判断失误企图抄底在短期内形成巨额亏损。可见，准确预测底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不可低估，形势不容乐观：一是我国调控政策的前瞻性不够，考虑国际因素不够全面，前一时期调整的注意点过多地放在国内通胀和房地产调控上，一再加息形成被动；二是国内对经济发展的预期降低，信心受到较大影响，消费热情减弱，形成拉动内需的心理阻力，房地产、汽车、钢铁、水泥、铝业受到严重冲击；三是国外上市公司及外向型出口依赖型企业经营陷入困境，有关金融机构形成现实损失，也波及到了国内的关联产业；四是民营企业大量存在的内部高息集资问题，数量巨大，因受危机影响，资金链断裂问题暴露，这也往往引发为社会问题。此现象存在了多年，国家也未找到有效的办法规范根治。许多地方政府甚至无意识地推波助澜起了“帮凶”作用，从来也不知道收益和风险对称的基本道理，总有天上掉馅饼的天真幻想。直到集资者被法办或逃逸，资金被挪用或造成现实损失，才如梦初醒然则悔之晚矣，为保持社会稳定和谐，政府不得不被动买单。
不利之中，还能找到一些对我国有利的因素：一是大宗商品大幅度降价使得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减轻了；二是由于资本市场的开放性不够，未形成全局性的危机和损失；三是政治压力减轻了，欧美指手画脚的能力相对减弱了，我国在处理危机中被寄予厚望，在国际舞台上产生了较大的活动空间；四是国家出台了加大投资、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十大措施，对经济整体而言是巨大的利好。
此次金融危机是系统周期风险的整体爆发。具体地看，规则错误是造成经济系统风险的重要因素。从历史沿革看，规则常常是由强势方制定的，后经博弈逐步走向公平。许多政策制定者辩证思维不够，对风险预警研究不够，肯定无边、否定彻底，非黑即白走极端。过去人们常讲“狼来了”的故事，演绎到今天，你喊狼来了，许多人会笑话你说“怎么会有狼？”，不同的利益群体会站在不同角度对政策加以诠释，在混沌状态下，会造成真假难辨、是非不分。
总体来看，格林斯潘以及美国在诸多问题上的决策即符合上述逻辑。
二、正视差距，调整机制
我国与发达国家一样，要面对规则、诚信、预警和社会服务以及运行方面的问题，必须正视差距，寻求新的改革突破点。洛仑兹的混沌理论即著名的蝴蝶导致飓风的理论，最能说明问题预测之难，微小因素的变化会导致结果的巨大不同。郁金香泡沫、皇帝的新衣都是微小因素导致泡沫破灭或结果不同，皇帝的新衣被儿童一句戏言揭穿。
经验表明，危机具有突发性，真理的声音在当时总是微弱的。而中国特色又更加具有复杂性，需要认清问题的本质，加倍努力予以调整。
1．构建规则差距较大，调控的前瞻性不够
这一点，特别表现在近期我国的调控政策大起大落急转弯，预测和预警能力不强。中华民族具有无比的聪明才智，但是构建规则的能力明显欠缺。文化习性又使得短处凸显。从古至今，对发明创新的态度即看出差别，西方人申请专利，全社会有偿共享，东方人作为秘方代代单传。美国在1792年，24个股票经纪人在华尔街一棵梧桐树下协商了证券交易条件和规则，形成的《梧桐树协议》即是现代交易所的雏形。山西粮商此前一百年即发明了粮食期货，但终因把它作为经营秘方，独家享有收购粮食判断规则而未能将大量的合约在一个更高层面的场上进行交易，而错失了创建交易所的良机。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经过几年的争论，1933年出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要求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分业经营、控制风险。我国的国有银行在1985年到1995年期间，金融混业控股模式得到较快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简单化处理，按照美国模式，严格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而我国刚刚完成分立，1999年美国又颁布了《现代金融服务法案》，实现混业经营。民国初年，中国的钱庄大面积倒闭，总结原因归为“没有及时转变成现代银行，资本实力不雄厚、服务功能单一”，我国2007年在全国六省区试点成立村镇银行和小型贷款公司，构建为农村服务的小型金融机构，可见，全功能和大资本并不是存在的必要因素。
我国调整规则和机制的速度总难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的确值得深思。
2．诚信度不高，纠错机制不灵
中国、美国、欧洲都有投机，都同样存在人性的贪婪，许多法规是为抑制贪婪同人性斗争中形成的制衡共识，我国讲“慎独”，西方讲诚信，讲诚信并不表示都能做到诚信，同样，中国人也不能都做到“慎独厚德”。比如，A股权证本来的设定意图是调整供求关系、润平股票价格波动，但在推出时机不当及供求关系的作用下却演变为过度投机产品，更有甚者全然不顾到期行权价值为零之险，投资者既不懂权证的内涵又极其好赌，焉能不输？
行政和监管部门普遍存在系统的纠错机制差，问题要到爆发时才暴露，可见监管不到位是全球性的问题。
3．服务业的水准差距较大，从高端到低端都有巨大的空间
国内也经常报道各行各业的客服电话问题，许多表现生硬、服务意识差、专业水准不高，更有推三阻四的现象，更难以容忍的是常常是无人接听状态或永远是“座席忙，请稍候再拨”。还有可笑又可气的例子，某国有银行一客户将钱存到其他人的账户上，录像和凭证证明事实清楚，但要转回的要求被拒，不得不对簿公堂，对银行方面来讲，无异于花钱糟蹋自己说：“我的内控和服务水平都很差，我漠视给客户造成的麻烦和损失。”这个官司能打起来岂不怪哉！
有两个高档小区位置相对，其保安的工资分别是1000元和1800元。拿1800元工资的保安，精神状态好，站姿笔直，在岗值班认真负责，热情得体，住户交物业费心甘情愿，经营良性循环。拿1000元工资的保安，经常发泄不满，攀比收入，站姿歪歪扭扭不成体统，一般人进院细加盘问，领导进门热情招呼，老人提着东西无人帮忙，矛盾激化难以为继。
1000元到1800元的空间是巨大的，但这绝不仅是钱的问题。
三、抓住机遇，促进发展
加入WTO以后，我国与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大大提高，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经济增长释放能量的同时，经济调控和监管也将带来新的挑战。因此，必须有效地提高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把握能力。
1．提高宏观调控的质量
前一时期经济过热进行调控后，中央和地方因利益而博弈，调控迅速走向从紧的极端，大面积地暴露行业腐败、利益输送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应加强社会监督和执法力度，从制度和政策层面消除利益输送的根子，过急的调控不利于和谐发展。现在国家决定加大投资及拉动内需的力度，出台的十条政策有利于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一要从宏观上把握投资的有效性，避免盲目投资形成浪费；二要引导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解决制造等产业的核心技术瓶颈问题，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三是大力支持服务业的发展；四是大力提升科技教育水平，鼓励创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2．构建有效的监管服务体系
我国的经济监管体系要全面提升构建规则的能力，充分吸取先进经验，创造具有中国人文特色的监管、控制和服务模式。加大金融体系对内开放程度，改善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增加改革的透明度，让投资者了解真相，了解风险，特别是中国金融期货交易切忌演变成高度投机的局面，把参与市场的各方对产品、规则、价格决定机理作为市场运行的必要条件。切实提高外向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风险防范能力，用现代金融工具规避对冲和转移经营风险，避免此次金融风暴损失惨重情形的再次发生。
3．鼓励支持服务业的发展
我国政府应从政策税收后等多方面予以支持，鼓励大力发展服务业。人们身边看到的基础服务如保姆、保安、物业，高层次如金融、会计师、律师、资产评估、环境评估在中国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政策引导，吸引国内外资本支持创新体系的建设带动相关服务产业的发展，提高其核心技术水平。还应注重提高非盈利组织与国际交往中的话语权，如ACCA、CIMA等中介组织到中国占领了巨大的市场，我国的社团组织应加快制定规则，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吸引国外会员加入到我国的社团组织中来，促进整体水平的提升。
4．构建有效的法律保障体系
以法律为保障、以政策扶持为导向是提高全社会整体经济运行水平的关键，重塑和构建社会的道德基础，是构建有效法律体系的重要基础，对此全社会已形成共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即企业改革初期，鲁冠球提出“企业利益共同体”，现在基础好了，构建和谐社会要考虑建立“全民利益共同体”，对于关乎民生的问题应有快速反应机制。“宋庄画家村案”凸显了法律不公和调整慢的双重缺陷。农村生产要素流动缺乏法律保障也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民营经济保护的立法还不够健全。对服务业发展的鼓励政策仍不到位。对国有资产管理在已颁布的国资法的实施上仍有诸多需要改进和完善之处。因此，通过加快立法进程使各方面的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和平衡，以使生产关系适应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当务之急。
（作者系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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